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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道马道人道

2018-12-03 15:03:12

茶道·马道·人道

络。它不仅是茶道、马道,更是既凝结着为求生存、谋发展,披荆斩棘,坚忍不拔,张扬个性的精神,又书写着彼此信任、互相理解、精诚合作、沟通有无、相互融合的铁骨铮铮、柔情似水的人道。

而今,随着现代交通络的发展,茶马古道原初的功能已经逐渐淡出,留下的是由其产生的众多的物质和非物质的遗产,以及凝练出的精神。这样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我们怎样研究、怎样保护、怎样利用呢?

3月底,由云南大学、云南省文物局、云南省旅游局、云南省茶马古道研究会联合主办的、主题为茶马古道与桥头堡:通达世界的中国文化经济大通道的学术研讨会,吸引了来自各方面对茶马古道感兴趣的人士。

研讨会看起来很松散,话题五花八门,涉及语言、植物、民俗、交通、商号档案、马帮人物、民族交融、音乐、艺术、宗教、旅游等诸多方面,实际上也折射出了作为线性文化遗产的茶马古道其内涵的丰富和博大精深。不错,它是线性的、区域的、立体的,从出门的七件俗事,到高雅的文化,已经辐射到了社会和生活的方方面面。

保护与利用贵在一个“活”字

毫无疑问,对于文化遗产,首要的问题是保护。茶马古道这样一个贯穿西南地区、覆盖众多民族的遗产,在现代化带来的城市化、工业化、国际一体化趋势的今天,应该怎么保护呢?

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杨新旗呼吁,茶马古道的保护要变静态为动态,变时态为常态。开发古道、研究古道,不要限于茶和马,要推广茶马古道的概念,传播茶马古道的团队精神、开放精神、诚信精神。云南省文物局局长熊正益强调,茶马古道保护要遵循文化线路、文化景观的保护原则,将保护融入城市开发、新农村建设和重点工程建设中,使保护成果为茶马古道沿线原住民提供提高生活质量的机遇,成为云南“两强一堡”建设、区域发展的积极力量。云南省已将茶马古道整体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希望藉此强化法律保护效能,而世遗的申报也在紧锣密鼓地准备中。在“大通道”“桥头堡”建设背景下,如何使古道和现代道路互联互赢,云南大学茶马古道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周重林认为,申遗、申报国保是象征性符号,应更重视未来。

茶马古道串连起一系列的古驿站、古镇和古城。如何保护这些由茶马古道而兴起的历史遗迹,云南的丽江、大理通过发展旅游,调整产业结构,已成为穷乡僻壤转产脱贫的一种模式。这种模式能否复制呢?得因地制宜,何况这两座城市中也有令人遗憾、遭人诟病的方面。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邓启耀以茶马古道上的巍山古城改造为例发表了看法,认为“文化、生态和经济应协调发展”,应将古城保护和开发放在一种整体生态关系中,在保护与建设过程中,始终明确“活态古城”的真正涵义。它不可能像紫禁城那样“清场”,成为一个有物无人的大博物馆;也不可能通过“冻结”、“操纵”等方式,强行改变它的日常状态和居民的生活方式。一座活态保护中的古城,不是僵化的化石,老百姓生活在古老文化积淀的环境中,一间铺面、一种小吃、一条街巷,仿佛都刻在记忆中,而鲜活的历史则是古城的灵魂。古城保护的灵魂是文化,古城开发的价值也在文化。属于保护范围的房屋建筑、道路铺设、灯光配置乃至店铺招牌,都必须服从于古城文化的基本精神和风格。

遗产保护是一项极为复杂、艰难的系统工程,迄今为止世界范围内也没有一个可以照搬照抄的模式。遗产代表过去,在现代化进程中也有其合理性,与当下经济社会发展并非一味的对立与冲突,妥善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将保护融入社会发展中,需要国际、国家、政府、学者、民间的通力合作。

比利时大使夫人顾菁更赞成将茶马古道做成一个文化品牌,处理好保护与开发的关系。遵循品牌规律,按照品牌建设的规则来做。她认为,整个过程中,单靠政府的力量是不行的,应利用全世界的力量,云南有很多NGO组织。不要将文化遗产的保护做成政府的形象工程。

西澳大利亚大学Dr Gary Sigley(席格伦博士)介绍了当今世上长的徒步线路——3507公里的美国阿帕拉契国家风景小径和1998年正式成立、1000公里的西澳州The Bibbulmun Track(比布蒙路径)两个徒步旅游的成功案例,提出发展以生态文化社区为基础的茶马古道长途徒步旅游,使失去原初功能的茶马古道成为当代人绿色环保的休闲健身之道。

云南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研究员李炎强调,茶马古道的研究保护关乎沿线地区民众的经济提升,今天茶马古道仍然可以成为沿线地区赖以发展经济的基础。应基于理论、学术和人才培养的支撑,将政府、企业和民间力量的参与纳入保护层面。大理鹤庆手工艺村的发展说明,借助这些力量,对“茶马古道”进行区域性文化品牌建设是可行的。

基础研究是支撑

遗产保护与利用的深入是以雄厚的基础研究为支撑的。“茶马古道”提出已20年,由学术命题成为实体文化,并在遗产热的推动下,这一文化品牌日益成为争抢的文化资源。但从茶马古道研究现状考察,迄今仍未对茶马古道的线路、定义内涵、文化价值、特点作出令人信服的研究,茶马古道研究理论体系尚未形成。这无疑制约着对这一历史文化遗产品牌的真实性及完整性的认识、保护,更遑论开发利用。多位学者呼吁加强基础研究。

云南省政府副秘书长白庚胜指出,茶马古道的研究应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学术视野和效益视野;要积聚全国力量,将茶文化做大做强;应以茶、马、道为核心,整合各方面的内涵;从重视学术效益到商业效益,经济效益及包含价值观与审美观在内的精神效益并重。

云南大学教授木霁弘是勘察这条古道并提出“茶马古道”名称的“六君子”之一。对于茶马古道的研究,他认为,不能只看正史,而忽视茶马古道的民间性。茶马古道文化线路的研究不能局限于某时、某地、某个政府行为,要超越地方利益层面,如整个大西南与东南亚,山连着山,水连着水,因而在自然地理与文化上形成血亲性。而茶马古道更是联结两者的大动脉。茶马古道文化的发展,是许多民族多元文化不断交汇、碰撞、融合的过程。丽江文化研究会杨杰宏认为茶马古道作为地方文化而存在的文化遗产,因其独特的地域、民族、宗教、经济等多元文化因素构成了这一文化遗产的共同“文化语言”。应通过厚重的民族志“深描”、还原这些蕴涵着丰富的历史记忆、文化碎片、社会生活的地方文化,深化、提升茶马古道品牌。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福泉认为,对“茶马古道”作为文化线路遗产应重新认知,而基础工作是根本,对古道沿线的民族商帮、“藏客”家庭、村落民族志、民俗应开展深入扎实的田野调研,沿途老客栈、民居、商号、重要考古遗址、“圣迹灵地”需要标示和保护。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当年的“六君子”成员李旭以历史学和人类学的方法和角度,将茶马古道上的商人作为一个流动的特殊群体来考察研究,初步探讨了他们生成的原因、他们的流动和经营所带来并产生的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的价值和意义,以及他们对边疆开发、资源互补、区域合作、文化交流、民族融合等方面的付出和贡献。从1978年开始就开始大理段茶马古道研究的大理学院民族研究所教授张锡禄更关注的是人,对大理100多位赶马人尤其是赶马人首领马锅头进行了调查,并合作写出了记录马帮辛酸故事的《马帮文化》。会上亮出的几句“赶马人”歌谣浑厚而生动,激起与会者的强烈共鸣。云南大学茶马古道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杨海潮正在架构茶马古道的知识谱系。他提出茶马古道概念之所以会在民间获得如此大的认同,就在于它区别于盐运或者民族迁徙的路线,具有远征性是由特定因素促成的。这就是消费区和生产区关系的建立,如果没有消费区对茶叶的深层次依赖,就不可能有马帮的远征。摩梭人拉他咪·达石(汉名王勇)讲述的就是“茶”来到不产茶叶的摩梭社区以后的文化角色和文化诠释。

不同眼睛里的茶马古道

在相同的茶马古道上,不同的眼睛看到的是不同的路、不同的风景。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傅德志、香格里拉高山植物园方震东等人的眼里,茶马古道不仅是民族的大宝库,也是植物的大宝库,近代植物学的摇篮,当代植物学的基地,古道上植物的传播与交流也别有情趣。摄影师徐晋燕通过茶马古道影像记忆图片直观、生动地展示了茶马古道多方面的、有声有色的信息。李生森提醒,要面对在云南桥头堡的这个堡中,怎样将茶马古道上深厚的民族传统艺术,包括非常丰富的民间艺术转化为当代人的文化创造?

在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杨慧看来,无足轻重的小茶叶与中国的命运紧密相连。在近代短短的两个世纪间,小茶叶成就了一个帝国,又毁灭了一个帝国:它促进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而且还建立了以毒品(鸦片)贸易为基础的殖民帝国体系,世界两端两个帝国的兴衰被这小小的茶叶如此密切地关联起来,而且终导致了一场改变这两帝国的命运也改变世界格局的战争。

1998年到2009年,被称为“文化资本家”的牛牧,沿着“六君子”当年走过的路走了8次后,用心灵在丽江建起了茶马古道上的博物馆,正如人们常说的“痛并快乐着”。

路是人走出来的,路的生命也是靠人来传递的。有理由相信,重新回到人们视野的茶马古道,将“活”得更精彩;也有理由相信,将有越来越多的人从茶马古道上收获痛快和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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